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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建构理论东渐中回回人的自我表述与治

文章作者:政治 上传时间:2019-12-05

文 | 迈克尔杜云霄

一、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

所谓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发明,其实就是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被发明的传统”。自1762年《社会契约论》一书问世以后,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思想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中。特别是1848年原则,使得“法兰西民族学说”播扬全世界,由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理念首先在欧洲扎根,并相继传播到世界各地。兴起了一系列民族发明与民族国家构建的浩荡浪潮。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浪潮席卷下,满清精英阶层中的载泽、端方等人提出了五族大同,在立宪派的表述下演化为五族共和;在革命党阵营里,章太炎、孙中山的族群主义倾向(力图建构只有汉族的中国)。作为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因担心满清王朝被革命后,原有大清版图的流失与演变,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建构,并由衷希望各民族在五族共和的蓝图下走向共和、多赢共荣。因此,出于政治务实与现实的考量之下,北京定都的“第一民国”(“民初体”1912-1928年)北洋时期,坚持奉行议会民主和围绕《临时约法》而论法统,一致强调以五族共和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建构与政治基本结构。就当时而言,“五族共和”式多族群平等共治的制度比较适合中国境内各族群、各派别的政治诉求,有利于化解症结而趋和谐,实现多赢共处。

此外,很多人以为梁启超先生是国内最早提出民族思想与政治概念的人。其实,追溯起我国最早的民族建构思想,出自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1823~1873年)。在杜文秀所著的《杜文秀帅府秘录》里面,就曾明确指出回回、汉人、白家、彝家、苗家都是中华之部族。

公元1860年,杜文秀在大理帅府成立后不久,就以“白旗军帅府”的名义亲自草拟了一份《知会文书》(载《杜文秀帅府秘录》2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为白族定名,命令“特此知会各州、府、县:凡呈文报册,概书白族一名。”

(原文摘录如下):

        白族一语之定名。

        自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伊始,遍观汉唐宋元明清诸朝史籍,见两汉史书记载,云南有巂蛮,唐宋史书称河蛮、白蛮、松外蛮。蛮者,不识礼教、狂妄之意。此名不妥。明清两朝称白子、明(民)家人,亦不妥。晋朝天福二年二月初四日,段思平建大理国,人称白王。白王之百姓称白家,白家人自称“白尼格”。“尼格”二字乃人民众多,语言、生活相同之意。《古兰经》第三十九卷倒数第九段,古来氏人称古来氏族。因之,白蛮一名不恭,应去蛮字,定名白族,记入史册。

        特此知会各州、府、县:凡呈文报册,概书白族一名。

              此会

                                        白旗军帅府

                                  庚申年十月初一日

凤凰彩票官网,且不论杜文秀的民族理论源头是来自《古兰经》抑或是西方民族理论学说,其曾经提出的“中国之回、汉、白、苗、藏都是中华之部族”这个历史格局还是值得肯定的。杜文秀这位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建构理论的先行者,因起兵失败而致使其政治思想未能面向全国而播扬开来。

二、回回人族群认知与自我表述

施展在《大宋的幽云十六州》(载《读书》2017年3期新刊)一文中说:“由此需要向前再追问一句,历史上人们是如何定义汉人的?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对汉人的定义并不是基于血统,因为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楚,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北族的混血,更何况楚、越等在西周的时候还被视作蛮夷的人,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就被视作汉人的一部分,血统上更是无法追溯。所以,所谓的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先后融入“汉地编户齐民”群体里的内亚(中亚、蒙古、满洲)各民族和南方土著民族后裔仍遗传着祖先醇厚而原始丰饶的性格,留有一股不畏权势的刚烈性情与原乡精神。中土回回人就是自元明以来被民化(即编户齐民化,元代回回人隶属回回民户,回回人即回回民;明代回回人被民化而成为民人,回回成为回民;清代将回民列入回籍)但始终保有内部自身原乡精神认知的这样一个民族。

胡云生在《论清代法律中的回回问题》(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30-37)一文中指出:“清代法律中狭义概念上的“回回”指中国境内,即汉语区的伊斯兰文化共同体,是回族,当为特定民族实体的专称。而广泛意义的“回回”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清代设有专门的回民户籍,即“回籍”,应是元代所置回回户、明代“回回达人户”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对此复旦大学路伟东教授在《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写道:“ ‘回籍’的主要作用是界定涉回案件中回民的族属身份,因此,‘回籍’的产生与涉回法律条文的制定具有相关性,其时间大约在乾隆中叶。回民户籍信息只记载于州、县一级的地方保甲册中。保甲册的编制,视各地回民人口具体情况,既有单独编列者,亦有统一编列后又在回民人口部分加注特殊标记者。由于司法审判中辨别回民族属身份的工作主要由州、县、厅这一审级来完成,因此,地方保甲册中的回民户籍信息没有上报的必要,也缺乏上报的机制,没有体现在更高一级的官方户口统计数据中,这是导致清代回民户籍信息最终丢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古至今,汉人历来是文化共同体。元代曾经将数以百万计的汉化的女真人、契丹人甚至连高丽人也归入汉人行列,便是实证。回回非宗教共同体条理也明,自中亚东来的萨尔塔兀勒人(波斯化的东伊朗人和葛逻禄等部为主的突厥人)普遍信仰着伊斯兰教以及景教、犹太教,久居中土之人中亦不乏佛、道信仰及入儒者,所以回回人也是文化共同体。不过,无外乎久化中华,涵化已久,自明清以降,其共同体所特有的语言、文化、血缘特性日趋式微,清末民初后辈子孙始有以回回人为宗教共同体之“后论”。随着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法兰西共和国肇兴,其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播扬四海,清末立宪派及革命党阵营无不从日本引进这般舶来品,其后,梁启超等民族发明家们开始了尾随浩浩荡荡“历史浪潮”的民族发明。至1901年,亘古至今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汉人也被建构为“汉族”。后世不查,徒将回回人视为“宗教共同体”,而单以汉为“民族共同体”,殊不知此谬性视阈多属无知乏智之见,然误世人固久矣!

清末民初,立宪派与革命党阵营既是将“汉人”建构为“汉族”的建构者,也曾意图将已纳入编户齐民的回民(回回人)、苗民等户籍制度下的各民族归为“汉族”。此后,在此民族理论基础上始有人提出回回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然而并非所有回族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因为中土回回人源流与较早纳入编户的各族群形成的“汉人”有所不同。质言之,这其实是中土回回人涵化(或汉化)以及部分“汉人”回化以后给外界(他者)视阈中造成的一种直观映象。

在服务于政治优先考虑的1848年原则之视阈下,民族究竟是由自我表述或他者定义,这一切都是由政治话语权界定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震武(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教派沙沟派教主)和薛文波、艾宜栽、王农村、马述尧、李廷弼、杨敬之、白泽民、闪克行等人,都是坚定的回族认同者。据白崇禧在与回族青年的谈话中,曾经对薛文波、白泽民、谢微波等人说(见薛文波(《雪岭重泽·薛文波文集》,参见丁明俊《民国时期“回族”“回教”之争与回族群体的自我认知》,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人家(指陈立夫、陈果夫)不让说,我们就不要说了,说起根源来,我们白姓来自南京,是元代在广西为官白笃鲁丁后人哩”)。”另据白崇禧晚年在《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中说:“我是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据白氏族谱所载:‘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至元三年,以廉访副使莅任西粤,……龄偕兄弟永清、永秀等仍随入粤,因而落籍桂林,惟永秀公后代繁昌,相传明太祖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乃更伯为白,而白氏之传流自兹始矣!’”综上所述,可知白崇禧先生是回回人当中志在国家大局而委屈求全对外淡化民族认同的一个典型代表。

近代以来,回回人为追求民族地位而为民族正名,实现自我表述与建构,完全是族群历史记忆与时代现状交融的结果,也是最符合本民族长久发展与群体利益诉求实现“次优化”的良性选择。比如在1946年,回族社会运用公民权利与既得利益集团在国民大会上出现回民代表名额之争,北方民族大学陈红梅教授在《近代回族政治意识与国家认同——以1946年国民大会回民代表名额之争为例》(载《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给予指出:“当时回族社会在论述其权利义务关系的时候,其实是在追求其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无等差的公民地位。……在回族国大代表名额之争的问题上,回民社会所追求的正是在现有国家政权及宪法、法律框架内取得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表现出的是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以及国家认同。这一点上,则是回族在近代对国家和本民族建立双重认同的基础。”

历史的实证和表述如若凭主观想象甚至矮化他者,是对民族团结和平等的一种根本否定,以至于做的学问像不接地气的风筝,缥缈虚无以点带面。毕竟,不能够尊重并深刻掌握文化内涵且观点未能中正客观的所谓“专家专论”,其实就是一种伪学术、反历史。作为专业领域的学者当始终理性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的叙述历史和现实情况,即所谓理性,“就是既不漠视常识,也不助长偏见”。故探索回族问题,不能趋向某种主义,同时也不能对一些现象避而不谈。兼纵横,看古今,不偏主观,不倚主义,才是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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