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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文章作者:政治 上传时间:2019-10-11

陈寅恪

第一篇人物是八卦加青春的问题,一直在想第二篇要写点什么。本来想写徐志摩,这样和第一篇还有些类似:一个男人+三个女人。徐志摩、陆小曼、张幼仪、林徽因的情感故事。中间还想写钱理群,钱先生在我心中高山仰止的人物。我借用金庸小说的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先生早年奉献在教育事业第一线,以将近40岁高龄进入北大,师从王瑶、严家炎等大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退休以后再次从事中学教育。既脚踏实地,又关心时政,先生敢言,不惧权贵,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但是我终于还是选择了陈寅恪,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但凡对陈寅恪有兴趣的人,恐怕对先生的生平、为人都非常了解;没有兴趣的人恐怕也不会花上几分钟时间阅读吧。


那么,写作么,就谈个人感受。

今天怀念陈先生,更是怀念那一代人。风云际会的年代,崩裂开合的年代,也是一个恣意妄为的年代。那个年代有大炮傅斯年,敢于和蒋介石论战;那个年代有刘文典,敢于号称是世界上除了庄子最了解《庄子》的人,也是刘文典和蒋介石厮打;那个年代有梅贻琦,一生奉献给清华大学,显示北京清华再是台北清华,也是梅先生说出了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个年代还有梁启超,为了弘扬西学文化,面对医疗事故宁愿选择自己承担;那个年代还有王国维,古今集大成者,清王朝已经覆灭,王国维还是到天津问了溥仪的意见才能进入清华国学院任教;那个年代还有辜鸿铭,唯一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大学教授。当然那个年代还有陈寅恪先生,无一文凭却比肩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也是他比肩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四大清华哲人。陈寅恪的晚年在岭南,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究竟是一种看透世间的智慧,还是读书人的清高使然。

探究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知识和能力范围。不要说评价,就是先生的著作很多都无法看懂,学术著作比如《诗词分析---- 古体诗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这些书稿往往是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也费解,先生文字旁征博引,渊源出处往往横跨古今。就是简单一些的《柳如是别传》也并非那么好懂。人们常常说,陈寅恪荒废了二十年,因为他把最擅长的学术研究断层了,进而写了传记小说,先生之苦衷恐怕无人能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先生看到的此景,心中却别有滋味。

先生一生坚持己见,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出自纪念王国维的祭奠挽联。

王国维

陈寅恪先生颇有家学渊源,同时也有中国古典只是分子的气节。

1937年7月(时年47岁),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因为身体原因行动不便,无法离开北平。然而更主要的是为了不连累家人,不当做学术傀儡或者充当某种象征意义,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陈寅恪一生治学,但是不看文凭,喜欢什么就去读什么,记得哈佛轶事中,吴宓总是节衣缩食,购买大部头,比如莎士比亚全集,然后不看,放在床头,就欣喜万分。@姜涛,兄,我们都有知己在前啊。陈先生一生无文凭,所以在清华大学聘请时候,很多人有非议,梁任公说,我虽然有文凭有著作,但是却不及陈先生百字论述,如果陈先生不做国学院导师,我也宁愿不做。

据我看来,征服梁任公的不仅仅是学识,更有先生的风骨。在道德崩塌的年代,有胡适虽然不休妻,但是红颜知己一辈子,有蒋介石虽然不休妻但是和宋美龄白头偕老的,也有混账入徐志摩看着张幼仪怀着身孕追他到柏林而留下休书一封的,也有勇猛如傅斯年直接逃婚的。陈先生一生和夫人相互扶持,特别是晚年,陈先生不为时局所动,面对压力,坚守信念,过着悲惨的日子,两人不离不弃,终于走完并不轻松的一生。

说了这么多,到底陈寅恪的气节和风骨是什么呢?


汪篯

1916年出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1938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跟随陈寅恪进行学术研究,助教身份,主攻隋唐史。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1947年再次跟随陈寅恪先生进行学术研究。1950年,汪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马列分子。1953年汪篯带来两封信---- 郭沫若,李四光分别写给陈寅恪。

1953年11月,面对两封信,陈口述,夫人录笔。汪篯后来在北大讲学每每潸然,陈先生最后留给汪篯的话是“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以下是陈寅恪的《答北客书》(部分节选)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以上是1953年的事。


凤凰彩票官网,以下则是1958年的事。

郭沫若一纸文章让陈寅恪在岭南大学不再平静。郭文说“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时期内,就在资料的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陈寅恪办得到,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才是发展的规律”。接下来的时间,少年青年们乃至中年们发现即便在资料占有上也超不过陈先生,于是开始想进手段折磨先生,陈先生用一种决绝的态度提交个岭南大学书信,要求:一、不再开课;二、马上退休,搬出校园。

这仅仅是个开始。

1966年终于还是姗姗到来。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夫妇面对长达三年的各种折磨,他们试图自杀,但是没有机会,已经眼盲、瘫痪在床的陈寅恪想要死的体面一些都不可能。他曾经写过挽联的王国维还能够买了门票,自沉昆明湖;老舍亦能够在一个黑夜缓步没入太平湖。

1967年夏天,夫人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南方刚刚有一点寒意,已经心力衰竭,哀大于心死的陈寅恪溘然长逝,夫人在一个月后,辞世。

暮年陈寅恪

泰山崩,黄河断,大师已去。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尚可用冷静和深邃的笔触写下挽联,表达哀思和敬意。此时的华夏大地无人能够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自思想”,更无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独郁闷愤恨中去世的大师写下只言片语。远在美国的赵元任也只能用英文写下挽联表达一点点哀思。

即便今天,对陈寅恪先生还是怀念的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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