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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两个30年”

文章作者:社会 上传时间:2019-12-12

来源:《中国社科学报》2014年10月15日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传统?如何科学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史学研究的突出品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已经过时,新时期的研究应对中国近代史重新认识,重新书写。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郑师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认识改革前后的“两个30年”,强调两者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其本质都是我党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这种辩证的观点,对于我们正确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两个30年”,有重要指导意义。

包括近代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的发展不仅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学术发展较之政治,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即体现为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学术品格。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传统史学中分离出来,建立完整的现代学科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这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专业队伍的建设、大量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以及集中反映崭新学科体系的教材编写出版,等等。其间,大师汇聚,名家名作蔚起。当然,也毋庸讳言,因时代的局限,此期近代史研究只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主线,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风俗史等更多学术领域少有人问津,学术研究不免陷入了偏枯。新时期以来,国力强盛,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获得新生机,大得发舒,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其繁荣的局面与全面发展的态势,有目共睹,较之前30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固不待言;但若因此便低估甚至全盘否定前者,以为“今是而昨非”,就不免简单化,非智者所为。

两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是统一的,不应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二者的关系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关系,而是薪火相传,体现了学术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判然有别于前期,但同时也应看到,后期的发展绝非横空出世,它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再出发。我们说,学术上的创新首先在于它更需有敬畏之心。事实上,前辈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试想,研究近代思想史能不参考胡绳等先生的着作吗?研究近代经济史能不参考吴承明等先生的着作吗?研究辛亥革命能不参考章开沅、金冲及等先生的着作吗?研究太平天国能不参考罗尔纲等先生的着作吗?如此等等。“抽刀斩水水更流”。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丰厚的学术遗产,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是无法绕过去的。

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史家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故创新学术、超越前人,成了学术发展的应有之义。而集中反映学科发展的教材,也因之需要不断加以修订。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史实际上在不断地改写。但从本质的规定上说,改写不是重写,前者追求完善,后者是要颠覆重来。新时期不断有人主张重写中国近代史,他们所谓“重写”,就是属意后者。然而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对于近代史的既有认识还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需要不断加以完善;但我们也必须坚信,经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既有认识与本质把握: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它构成了近代史的脊梁,这并没有错,也是不可能颠覆的。胡绳是前期有代表性的学者、近代史大家。从1981年他的晚年着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到2000年去世,他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听到了不同的意见并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新脉动。1998年,即去世前两年,他说,从现代化角度来写近代史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在中国要搞现代化,第一要争取独立,第二要反封建”。这即是说,历史是多侧面的,从新的角度不断改写近代史是学术的应有之义,但对近代史业已形成的正确的本质把握,无可动摇。颠覆了这个本质认识,所谓“重写”就成了倒退。

以“现代化范式”否定“革命史范式”不可取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库恩的“范式”概念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提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来阐明中国近代史。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否合理?

郑师渠:讨论学术问题,运用概念的准确性十分重要。前些年有关“范式”的争论,严格上讲,所争并非库恩所讲的那个“范式”概念,而是人言言殊。这显然不合科学规范,它增加了讨论中不必要的混乱。问题讨论至今不能深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下一些学者似乎认为,将近30年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概括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史范式’”,是不证自明的客观事实。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问题。

试想,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不论老中青学者的工作,都归入统一的“现代化范式”,这种“通天下皆一式”的绝对化和简单化的概括岂非过于武断了?在事实上,它可能吗?此其一。依库恩所言,“范式”的确立,是多年之后由于一批经典作品的出现,才渐次形成,为人遵循。现在似乎倒过来了,先有“现代化范式”的概念,才有了近30年的近代史研究的展开。这显然既不符合库恩的本意,也完全不合乎逻辑。30年来,近代史研究的变迁,说到底,是时代变迁和由此引起学者价值观与治学视野方法变动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更替的结果。此其二。范式要靠公认的一批经典来体现,这样的“现代化范式”经典在哪里?应当承认,所谓的“现代化范式”,至多仅是一种概念、说词,实际并未出现,更遑论皇皇的经典巨着了。且不说,对人文科学是否也存在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连库恩本人都持怀疑的态度了。此其三。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也常有类似“家法”、“路数”、“门径”等提法,以概括不同学者或学术流派特有的治学经验、方法与风格。它也包含着典范的意义,多元并存,相互包容。同时,相信他山之石有助攻错,反对门户之见;相信学术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更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强调学术发展中的不可通约性,而忽略继承性,不是中国学术应有的思维。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学者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反之,便是不入流。这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他强调学术发展的规律,在于因问题的转移与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时代学术潮流的新旧更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称之为学术的“时代思潮”的变动,并对此有生动描述。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启超,在他们眼里,学术史的变迁,如潮之起伏,后浪推前浪,浑然一体,而非决绝。所以,若在上述中国学术思维的意义上偶或使用“范式”,当然是可以的;但若依库恩的本意,刻意将史学发展归结为不可通约的所谓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那就离题太远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将前30年的近代史研究扣上“革命史范式”的帽子,是轻率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仅从新时期许多新学科的开拓,恰恰都是创始于老一辈前期学者,已说明这一点。刻意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换,易生误导,除了将导致对前30年近代史研究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而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范式问题的讨论确曾有助于近代史学界思想解放与学术的发展。但这个时期业已过去,学界正走向更加开放与成熟。我们不需要刻意再去强调“范式”的问题了。

在继承的基础上走向新的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下存在这样一股潮流或风气,如试图为一些近代历史人物翻案,试图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严重混淆视听。作为中国的史学者,应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推进近代史研究?

郑师渠:现在的一种倾向是,对于前30年的近代史研究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这不是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我以为,前期学者至少有两点是做得好的,值得今天借鉴。其一,坚持唯物史观。许多学者诚心诚意地潜心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着作,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取得了杰出学术成就,说明唯物史观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容轻忽。唯物史观不是封闭的,它与我们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各种新的理论并不矛盾。何兹全先生生前曾强调说:马克思主义现在之所以被人误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原先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解不完全正确;二是一些人本身做得不好,连累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何先生的话值得深思。其二,治学严谨。当年学者的生活与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归心学术、淡泊自持的品格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范文澜先生“板凳不怕十年冷,文章不着半字空”的名言,是其真实的写照。反观今日,少数人并未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却勇于一味否定;急功近利,为吸“眼球”,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先是肯定改良否定革命,后则连改良与革命都否定,复转而抬高清政府与袁世凯。这不是什么创新,它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而且离开历史真相岂止以道里计了。章开沅先生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时,曾着文批评说:“个别人自我标榜‘后现代’者,刻意把既往历史‘解构’化为‘碎片’乃至任意‘颠覆’,这却是不足为法的走火入魔。”老一辈学者的寄语,语重心长。

耐人寻味的是,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取得了繁荣发展,却仍不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原因何在?说到底,这是因为它对于近代历史的阐释,在根本的理论架构上,仍未实现真正的突破。由于缺乏新的权威性理论架构的统整,具体的研究便无由得到整合,进而提升为对近代历史总体性新的认知。当下的现状不仅说明,我们对正努力超越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成就所达到的高度,不容低估,而且还说明,前后期的近代史研究是统一的,不容割裂,更不应将之对立起来。重要的问题是关注政治史与重大的理论问题,在继承前期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形成阐释近代历史发展新的认知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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