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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与做人——试谈一种人人可以践行的人生

文章作者:社会 上传时间:2019-12-12

(2014年12月16日在四川师范大学的讲演,转自社科院近代史所网站)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应当珍惜这只有一次的机会。

但究竟怎样利用这个人生的机会,去做人,做事,临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心里没有大的遗憾。这就涉及人生观的问题。

人生观的问题其实就是对生活,对生存环境与对周围人的态度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就是个人的志向与责任的问题。

中国古人的人生观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人生的八个层级,或八种境界: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儒家创立此说,主要是针对读书人说的。古代读书人很少,所以,这种人生观对绝大多数人不适用。

就是对读书人而言,实际上,多数读书人也做不到,所以,这八条目的人生观就只成了口头禅。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儒家这种人生观,被高度世俗化,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读书做官,光前裕后;

一种是升官发财,荣华富贵。

这两种都达不到的,那就只有混世的人生观,或者说是庸人的人生观,不求闻达,不求富贵,但求平安无事

应当承认,这三种人生态度,到现在仍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提倡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呢?

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一场关于人生观的讨论,新派的人士主张科学的人生观,旧派的人士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我觉得,科学的人生观固然有许多可取,但说人生万事,一切都要符合科学,恐怕也很难。所以,也不适用于广大人群。

后来,人们提倡所谓革命的人生观,提倡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这当然是很好,很高尚的人生观。但是,革命,是革什么?拿什么去革?革命之后,又该怎么干?对于普通人来说,都不是容易讲得清楚的。所以,也不是普通群众都能真正树立起来的人生观。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并不是历史上的常态。人们不可能年年革命,天天革命,革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革命只是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为扫除争取美好生活的障碍才用的一种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且只是诸多手段中的一种。所以,它不可能称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如果错误地把革命当成价值追求的目标,那么,在实践上就会出现很多,很严重的问题。

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以此作为人生观,高则高矣,但很难具体落实。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不赞成共产主义人生观,实际上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是有的。在五四以后,那些为人民的利益慷慨牺牲的人可以当之。但那是极少数。我们提倡一种人生观,是希望大多数人都能够相信他,遵循他,由此可以安身立命,可以过一种有理想、有信仰、有寄托、有归宿,可以问心无愧,可以心安理得的有操守、有人格、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就是说,提倡一种人生观,不宜只是为少数人设想,而用当适用于尽可能广大的人群。

我今天就是想提出这样一种一般人都可以努力实践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可由三个短语来表达,就是:

老实做人,尽心做事,以诚待人。

大家一看就看出,这三句话贯穿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一个“诚”字。儒家四大经典之一,《中庸》一书,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这个“诚”字。我稍微引证讲解一下。

《中庸》第二十章: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第二十四章: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朱熹解释说:“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

我现在就以“诚”为中心来讲解一下这三个短语

“老实做人”,就是诚实、诚信,不欺;不欺人,不自欺。

不欺人,就是对别人守信用。古人说,人无信而不立。没有信用的人,在人们中间,在社会中间站不住脚。古人把守信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小时候读《东周列国志演义》,其中有一段,讲伍子胥逃难,路遇一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伍子胥又累又饿,向那女子讨吃的,那女子把自己备用的干粮给他吃了。吃完了伍子胥准备继续跑路,临走向那女子说,如果有人追过来,问你我逃跑的行踪,你千万不要告诉他。那女子听了,心想,万一后来有人追上了他,他可能会以为是我泄露了他的行踪,我难以洗刷告密的污名。想到这里,那女子纵身跳进河里自杀了。这个女子就是把守信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伍子胥目睹这个场景,非常感慨,就对着那条河发下誓言:“吾行乞,尔浣纱;吾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

还有一个故事是美国的。说是有一个流浪汉,也是又累、又渴、又饿。他在一家饭馆的门口等待求助于人。这时,来了一对青年男女。他上前去说,自己跑了很久的路,又累、又渴、又饿,希望讨几块钱,买一个面包、两瓶矿泉水。那位好心的小姐立即答应,可以给他。但她搜索一下所有的衣兜,发现没有零钱,只有一张一万多美元的银行卡。她稍有犹豫。那流浪汉看出了那小姐为难的情形。他就上前说:小姐,你如果信得过我,我就用您的银行卡到小店里去买我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银行卡还给您。到了这时候,已经无法再犹豫,那样就失信于这个流浪汉,答应援助他,而最终没给他援助。那小姐凭着对人的信任,把卡给了他。这一对青年到饭馆里面坐下用餐的时候,又嘀咕起来,万一那流浪汉持卡跑了怎么办?男青年对女青年稍稍有些怪她冒失。但当他们用餐后,出了饭馆门口的时候,令他们惊异的一幕出现了。那流浪汉手里拿着那银行卡正在那里等候他们。他对小姐说,我已买了我需要的东西共用去若干美元,现在把银行卡还给您,非常感谢您给我的帮助。那小姐被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她说,说感谢的应该是我,您的行为让我对人的诚信,重新建立起信心。那位小姐把这件事写成一篇短文在报纸上发表。有一位好心的读者捐出六千美元给这个流浪汉。过了不久,有一家公司觉得此人如此守信用,很难得,决定聘请这个流浪汉做他们公司的雇员。

应当说,像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社会里也有很多。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做到不欺人,也许不是太难;难的是做到不自欺。有时候做错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常常倾向于隐瞒,掩盖,不让别人知道。所以,看一个人是否真的诚实,最容易的鉴别方法,就是看他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尤其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着名的儒家经典《论语》里面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此书中讲一个人对待自己的错误要做到三点:

第一点是,不隐瞒错误,不文过饰非。

孔子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日食、月食,天下人所共见。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过失,也应当如日月之食,让大家共见。

第二点,勇于改过。

有了让大家共见的勇气,才能谈到第二点。

《论语》中说:“过则勿惮改。”有过错,改了就好。

第三点,《论语》中说:“不迁怒,不二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发生过失,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把原因都推到客观条件上去;要自我反省,要着力从自己身上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这样才能避免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

一个人能努力做到不欺人,不自欺,那就是一个老实人。

一个老实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令人信赖,令人尊敬的人。

“尽心做事”。

我们人生在世上,除了不具备劳动能力儿童、少年,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正常情况下,人都要做事。做事不仅是职业上的事,也包括自己选择的业余爱好。

做事一则是为取得报酬,养家糊口;二则也是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甚至是对人类的一种责任。因为每一种职业、事业,都是社会的需要。做好自己的事,不但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一份责任,更是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努力把它做好,力求把它做到最好,那就是一种创造性。从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里说的做到最好,不一定是超越所有人,而是达到自己的极限。一个人做事,做到发挥自己的所有能力,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人们做事,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前辈怎样做,后辈也怎样做。师父怎么做,徒弟也怎么做。以前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这是一种机械性地做事,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动作,没有进步,没有发展,没有创新。

另一种做事的态度,是抱着研究的态度,从不断重复的活动中,发现问题,提出新的方法,新的目标,新的水准,把事情做得更好,做出新的品质,达到更高的水准,发挥更多的功能,满足人们更高的需求。这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努力,创新的事业。我们强调“尽心做事”,就是不满足于、不停留于机械性的工作,不甘心只是做一些永远重复的活动;而要不断求新,求进步,求发展。

前面引《中庸》的话,讲“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物之终始”是讲,尽心做事的精神要贯彻始终,这样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做事的过程中偶有懈怠,事情就做不好。比如说,你起初立一番志愿,要用研究的态度来做,要做出新的品质,新的水准出来。可是中途你怕麻烦,怕辛苦,放弃了研究的态度,放弃了创新的努力,那结果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朱子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这就是“不诚无物”。

至于怎样用研究的态度做事,不断求新,求进步,求发展,我们留待后面讲讲如何做学问,讲方法论的时候再讲。

现在讲第三个短语:“以诚待人”。

人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环境中,有家人,包括父母、伴侣、兄弟姐妹,以及各种亲戚,还有朋友、同学、同事、邻里等等。在生活中谁也无法完全避免同周围这些人打交道,无论以私,以公,都避免不了与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交涉。所以如何对待他人,就成了每一个人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发生误解、矛盾乃至冲突。

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以诚相待。

几年前,一位年轻人,好像就是四川人,他报考博士生,因外语较难,未通过。他从未与我联系过,落选之后很久,他因在工作中与同事关系不大和谐,才写信给我,说他很苦恼。问我有什么建议。我只给他四个字,就是“以诚相待”。又过了很长时间,他来信说,按照我的建议,他已经处理好以前那些同事之间的关系。可是最近又发生新的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答复。我今天讲到这个题目,就先在这里说一下。

人生中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的问题,这绝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经常要面对,经常要努力设法去解决。这里当然有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个技巧性的问题。但那绝对是次要的,最根本的还是诚恳的态度,只讲方式方法,只讲究技巧,那就是权术了,那是曹操、袁世凯一流人所优为之的事。我相信,只要真能坚持一个“诚”字,诚心诚意,迟早会赢得别人的理解。俗话说“日久见人心”。

大家知道,胡适一生是个非常善于交朋友的人。他曾说,“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他后来补充说,其实,属于朋友的成分更多,不止一半。因为一生中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受朋友的影响,往往都超过父母。朋友如此重要,所以必需珍惜每一个朋友。胡适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朋友要于有疑处不疑”。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同学们要切记,千万不可轻易怀疑自己的朋友。除非有千真万确的证据,不可轻易怀疑自己的朋友。与人相处,办理各种事情的过程中,遭到误解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只有靠至诚之心,以诚相待。没有别的办法。

梁启超先生说,人生遭遇到各种情况,你都可以把他看作是磨练自己,训练自己的学校,把它看作是自己必须通过的一场考试。以这样的心态去应对人生的种种难题,就应该可以咬紧牙关,坚定信心,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古语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金玉良言,值得相信。

上面我讲的三个短语所表示的一种人生观,不算高远,人人可以践行。只要时时勉励自己,时常用此三条对照自己,我相信,一定可以走出一个充实的,有理想、有信念、有光彩的人生。

下面我讲方法论的问题。

我的讲演的标题是做学问与做人,副题是人生观与方法论。人生观是任何人都有的。但做学问是很少数人,要讲做学问的方法,似乎与大多数人无关,甚至就是在座的许多人毕业以后,也不一定都要做学问,很可能是从事其他种种职业。

如此说来,讲方法论就没有普遍意义了。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做学问的方法和做各种事业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老朋友聚会,他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级讲师。香港的学校原来都是按英国的制度,每个学校的教授岗位是固定的。老教授不死,不论你有多高的水平,你也当不上教授。这位老朋友叫许冠三。他有一本大陆学者都知道的着作,叫《新史学九十年》。如今他已过世了。我们1983年相识,1991年我到香港开会,他请我吃饭,那时他早已退休,说他在搞一些小生意,大概是炒股票,挣了点钱。他说,做学问与做生意有相通之处,能把学问做好,也能把生意做好,因为基本道理是一样的。他说,如果不是做生意赚了点钱,我也不可能请你到这样的餐馆来吃饭。

他说做学问与做生意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我自己没有这种体验,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宋代大思想家朱熹有一个着名的命题,叫做“理一分殊”。意思是说,天下万事,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在各个具体事物上,表现出不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状态。但那个最基本的道理,只有你钻研到极点,才能把握到。《文心雕龙》上说,要“勾深取极”,《文史通义》则说“触类旁通”,你只有“勾深取极”了,才能“触类旁通”。“触类旁通”,就是证明“理一分殊”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我今天讲方法论,不仅适用于做学问,也适用于做其他事业。但因为我自己是做学问的。所以讲到实际事例时,多半说的是学问上的事。我这个人,只会读书,写书,写文章,别的事都不会做。我虽然领导着两个学会的工作,但我实在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办事全靠年轻朋友,我的一些学生。前人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指我这种人。

做任何一项学问,乃至做任何一项事情,都需要首先了解有关情况,也就是先要占有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着作《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文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要注意,“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关键是必须充分。大家知道,马克思很穷。他买不起许多参考书。他写作《资本论》所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都是他在大英博物馆中自己搜集来的。那时,他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七时,都在馆中看材料。有一次,他写到某一章的某一节,需要阅读一个不很出名的经济学者的一本书。这个学者好像是叫“西尼尔”的,此人有一本书,其内容与马克思当下要写的问题有关系。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现在急需要看一下西尼尔的这本书,你得给我寄钱来,我要购买这本书。如果我不看到这本书,我的理论上的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写下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充分地占有材料是何等地重视,何等地认真。

所有取得大成就的学者,都是如此。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为了证明“服”字的古音应读作“逼”,他遍读各种古书,共寻出162个实例,来证明他的结论。

所以,做学问,占有材料这一步,是极端的重要。傅斯年形容这一步功夫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上天下地,任何角落,凡是有可能发现有关材料的地方,务必搜索尽净。有一个故事,这是真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一位研究员回忆他初到中研院史语所报到时,傅斯年找他谈话。他事前把自己写的两篇文章给傅斯年先生看过。傅先生对他说,你两年内不要再写文章。什么意思呢?傅先生觉得,这个青年距离掌握所有必需的资料,还差很远,必需老老实实地读书,看材料。材料充分占有了之后,再考虑写文章。

搜集材料是第一步工作,有了材料之后,才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就是研究材料,先要将材料进行整理、排比,初步分类;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上面引述马克思的话,是讲注重材料的前半句。后面马克思接着说:“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发现了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就可以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就可以提出结论了。

由此我们看,做学问主要是两大步骤:一是占有材料,二是研究材料,具体地分析材料,发现材料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结论。第一步的关键是要勤,极端地勤奋;第二步的关键是要有理论思维的训练。有理论思维的训练,才会分析问题,才会发现材料间的内在联系。

训练理论思维,就必须努力地学习一点哲学,学习一点哲学史。恩格斯说,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哲学史。我自己的经历,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是真理。我在小学和初中读书的时候,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西方第一流文学家的小说的中译本,我差不多都读过。但进入高中后,我的兴趣转向到哲学方面。原因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买了译本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送给我,是这本书把我引上了哲学之路。紧接着我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的理论思维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终生受益。现在我的学生中,有几个相信我的话,认真读了《资本论》,他们感受到自己深深受益。

理论思维是高度理性的,不可以参杂丝毫的感情,情绪化的东西。参杂了这些东西,就会走向片面化、极端化、绝对化,也就是走向谬误。如孟子批评墨子和杨子都是情绪化,先把对方看成敌对分子,无限上纲。他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种不根据实际材料,不顾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只凭主观需要,甚至只由于情绪化,而随意把争论的对方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十分要不得的。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其实,贯穿在方法论里的基本精神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们讲,做学问第一步,要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材料。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就得勤,勤与惰,自然是个态度的问题。第二步,分析材料,要纯用理性,不能参杂感情和情绪。这自然还是个态度问题。如果参入了感情和情绪,就会只用于己有利的材料;放弃于己不利的材料,这样,就不能得到真相了。

前代学者总结出,做学问,特别是做历史研究,同法官断案的道理是一样的,法官是根据现场证据,控辩双方的举证,以及所有搜集到的直接间接证据材料,复原作案的过程,然后作出判决。历史学家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材料重建历史现场的情景,据此作出判断。两者的程序与方法是大体一致的。中国古代有一位县太爷,他总结自己一生断案的经验体会,提出“勤、谨、和、缓”的四字诀。他认为能做到这四个字,就可以正确判案,避免冤案。

那么,现在我们就结合一些着名学者的治学实践,来逐一讲解这四个字。

勤,就是不偷懒,眼勤、手勤、腿勤、耳勤、脑勤。我觉得顾颉刚先生可作为勤奋做学问的一个典范。顾先生在1919至1949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写出近3000万字的东西。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绩,必须极端地勤奋,一点儿也不能虚掷光阴。江绍源说顾先生“眼、耳、手、脑并用”。其实不止如此,还应加上一条,应当说是“眼、耳、手、脚、脑并用”。用脚,即跑路。须知做学问所需要的材料,往往是零星地分散在各地,特别是那些原创性的研究课题,找材料往往要跑很多地方,耗去大量的时间、精力,脚不勤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可以粗算一下,30年,写3000万字,平均每年100万字,平均每天是2740个字。凡是做学问的人都能体会到,30年中,10950天,平均每天写作2700多字,他为此需要多少读书,跑多少路,看多少材料!我觉得,顾先生是我知道的学人当中最勤奋的一个人。

谨,就是谨慎,不马虎,不大意,不苟且。据说陈垣先生编辑“元典章”文献这本书时,他认真校对每一篇文字。他害怕文章从头到尾地读,有时容易疏忽,他竟把每一篇文章倒过来,从最后一个字校起,校到文章开头的第一个字。我想这可以说是谨慎的典范。

和,就是平和,心平气和,冷静,不动火气。细心考虑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可能性。胡适晚年做“《水经注》案”的考证。据他说,从清后期一直到民国,不断有学者出来指责清代大学者戴震偷窃其同时代学者赵一清、全祖望的《水经注》研究成果。胡适发现,这些指责戴震的人,大都是受过清代理学家的影响;而戴震是反理学的大家。他们因不满意戴震的思想倾向,认为他离经叛道,所以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在他们看来,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都能做出来的。胡适认为,这些指责戴震的人,就是缺乏“和”的态度。他们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而是首先以卫道者自居,怀着“正义的火气”,把戴震先就当成有罪的人,然后加以讨伐,凡是有利于他们讨伐的事例,他们就充分运用;凡是不利于他们讨伐的事例,他们就弃而不用。这可看作是学术史上,不能以平和态度与对方论争,因而走向片面和谬误的显着例子。

缓,就是不急于下结论,不急于发表,反复推敲,反复斟酌。这方面最好的典范就是达尔文。达尔文经多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物种起源》这本书。写成之后,他一直不肯发表,随时准备补充和修改。但到了1859年,他得知有另外一位学者在做同样的研究,正在准备出书。这时,他才在朋友们的劝促之下,将《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

我想,大概讲勤、讲谨、讲和,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但讲缓,有人会有意见。我知道,现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对青年学者的要求,全都是所谓量化标准,要求一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几篇,评职称时,则要求近五年内要有专着一本或是两本。总之,都是量化考察。我确实很理解大家的难处。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呼吁两件事:一是在高等学术机构里,当然包括高等学校,学术权威性的影响力一定要大过行政权威性的影响力。现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一切科研教学都是依照由行政部门发下的各种小册子,各种报表来运行。那些小册子、报表就是代表行政化的力量。二是,对一个人的学术考核,一定要质量重于数量。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在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在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强烈表示,我们作为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在评职称和人员业绩考核上,一定要质量第一,数量第二。我说,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写出当年王国维先生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那样的文章,哪怕是只写出一篇,就足可以评上研究员。

我这样主张,一是不让那些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急于求成的学者吃亏;二是要建立真正世界水平的研究机构,必需实行这样的方针。不这样做,就等于鼓励急功近利,鼓励粗制滥造。那样,你出版再多的东西,发表再多的东西,都不可能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我希望关心中国教育与科学事业前途的人,都应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努力改变目前这种状况。以便真正培养出好的人才,推动我们的教育与学术事业的进步,促进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

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个人的一见未必都妥当,未必都能得大家的同意,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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